××老师：
我近况尚好，还是读读写写，自觉读博两年在学业上没有什么进步，也不知原因何在？或许这两年文坛本身的变化已经开始否定所谓学院派的作风了，呆在学校里总是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把自己从沉静的状态里推开。教授们都不大肯扎扎实实地搞研究了。学生们也都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变成名人，抓住各种机会在各处抛头露面，希望在传媒上混个脸熟。我觉得这不正常，但不可能改变这种风尚，只能自己坚持着，虽然也在思考，也在写作，但不愿意发表什么评论。
钱理群先生有个说法，年轻人治学应该有沉潜十年的决意。其实真正这么做的人并不多。钱先生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曾经沉潜，也主要是因为“文革”，是被迫的。功名和盛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诱惑力。关键是怎么理解这种诱惑。一年多以前，我在信中对周涛先生说：名气是有层次有品第的。文人没有不求名的，这用不着遮掩，也不必争议。重要的是一个人想以自己的文求得什么样的名。我刚来上海时就看见报上有篇小文赞美此地一位新进的“散文家”是“人见人爱”。我非常奇怪，怎么可以用这种词儿夸奖一个“作家”呢？人见人爱的东西或许是有的，钱就是一例，但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并不在其列。张承志和周涛都不“人见人爱”，贾平凹也是，但我认为他们是近20年中崛起的最优秀的作家群里的重要人物。
我常想，文学这个事业，无论创作还是评论、研究，本质上都与人们理想中的爱情有相通之处，它追求的是刻骨铭心的感觉，而这么深切的感觉不可能像演唱会里追星族们的狂呼乱叫那样，既嘈杂喧嚣，又整齐划一。深刻的体验只能是个人化的，表达起来有困难，领略起来常常是得鱼忘荃。追求太满太全太广泛的好感，其实是还远没有触及文学门槛的表现。近来各地削减了一些文学报刊及专栏，我觉得，这并不完全是社会需求的反映。报刊转向或取消，主要是社会变迁造成的。风平浪静之后，真实的情况才会显现出来。
作协去年提出“作家要深入生活”的口号。我对这个口号不作评论，只想说，提这个口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几年的创作没有满足实际生活中最辛苦最难受的那些人的情感需求。文学当然不止于替大家抒郁闷，可如果连这一点都没做到，甚至故意绕着走，文学还叫什么文学呢？遍观中外古今，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酝酿大作品、大作家的时期，因为这时候大多数人的情感、思想以及生活方式都变得异常复杂。不过，要获得把握这种复杂状况的能力，往往是很难的。一个“文化大革命”，10年时间，给20年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了素材。这20年的历史，也将支撑未来更长年代的文学。“文革”时候，人们以为中国以后不会有文学了，结果并不是这样，变来变去的只有人自己的选择。文学的空间永远是存在的，它不因人来人往而消失。现在声音很杂，文学却冷清得很。我对现状不乐观，但说到将来，还是有信心的。就写这几页。祝一切好。
林荣
1999．4．22
